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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6-08-07 17:20:58浏览:102
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王虹与邓煜的成长轨迹,共同指向美国大学转学与转专业机制的独特价值。王虹从北大地空学院转入数学系,邓煜从北大转学至MIT,两人都通过制度化的专业转换与校际转学通道,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学术土壤。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允许学生在本科阶段重新选择方向,MIT等顶尖名校为转学生保留名额,本科科研训练更是将学生直接置于学术最前沿。这一机制的灵活性,让18岁尚未定型的年轻人拥有修正路径的机会,也为后续博士阶段的突破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北京时间7月23日晚,国际数学家大会(ICM)在美国费城开幕。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,被称为“数学界诺贝尔奖”的最高荣誉,公布了2026年的四位得主:

王虹,35岁,广西桂林人,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教授、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(IHES)终身教授;
邓煜,37岁,广东深圳人,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;
John Pardon(白杰文),37岁,美国人,石溪大学西蒙斯几何与物理中心终身成员;
Jacob Tsimerman,38岁,加拿大人,多伦多大学教授。
这一夜注定被写进历史:菲尔兹奖设立90年来,第一次颁给了中国籍数学家,而且一次就是两位。中国也由此成为第一个在同一届诞生两位得主的亚洲国家。
王虹还是菲尔兹奖90年历史上仅有的第三位女性得主。在她之前,只有2014年的米尔扎哈尼和2022年的维亚佐夫斯卡。四个人,来自三个国家、四种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,最后却走出了几乎同一条路线。这条路线,值得每一个正在规划孩子教育的家庭认真看完。
一、王虹:从北大地空学院到MIT
一条不断改主意的路
先说这次最受瞩目的王虹。
1991年,她出生在广西桂林平乐县的一个小镇。小学连跳两级,16岁参加高考,考入北京大学。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她当年录取的并不是数学系,而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。入学一年后,她才转入数学科学学院,那是她第一次改主意。
北大毕业后,她去了法国,拿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的硕士学位。期间她甚至一度认真考虑过转行学建筑,那是她第二次想改主意。
兜兜转转,她最终确认:自己真正放不下的,还是数学。
2015年,她进入麻省理工学院(MIT),师从著名数学家Larry Guth攻读博士。2019年博士毕业后,她的轨迹是一条标准的美国顶尖学术上升曲线: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(IAS)→ UCLA助理教授 → 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正教授。
2025年2月,她与合作者宣布解决了困扰数学界百年的三维Kakeya猜想,整个数学圈为之震动。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说:她的菲尔兹奖,稳了。
一年半后,预言成真。
这条路上真正关键的是什么?
是每一次改主意,都没有被系统惩罚。
从地空到数学,从法国工程师学位到重返纯数学,从建筑的念头回到调和分析,王虹的成长路径不是一条被提前规划死的直线,而是一个不断试错、不断确认热爱的过程。而她途经的每一所学校,都容纳了这种试错。
尤其是MIT的博士训练。她的导师Larry Guth本身就是调和分析领域的宗师级人物,王虹后来获奖的几乎所有工作,傅里叶限制性猜想、Falconer距离集、Kakeya问题,都发端于博士期间打下的框架。
顶级的研究生教育,不是教你更难的知识,而是把你直接放到问题的最前线,旁边站着的就是开创这个领域的人。
二、邓煜:北大读了两年
为什么转学去MIT?
如果说王虹的故事是试错自由,那么邓煜的故事,则展示了美国教育体系另一个常被中国家庭忽视的机制——转学。
邓煜1989年生于深圳,毕业于深圳市高级中学。2006年,17岁的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(IMO),拿下金牌;2007年保送北京大学。
在北大读了两年之后,2009年,他做了一个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决定:转学去MIT。
2011年,他拿到MIT数学学士学位;2015年,拿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。此后: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博士后 → 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 → 2024年芝加哥大学副教授 → 2025年6月晋升正教授 → 2026年7月,菲尔兹奖。
他的获奖工作同样惊人:与合作者Zaher Hani以及00后数学家马骁一起,从数学上严格推导出了玻尔兹曼方程,这直接关联着希尔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第六问题,一个悬置了120多年的世纪难题。
这里我们想让家长看到的,是那次转学。
在国内的语境里,转学往往意味着某种挫败。但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里,转学是一条制度化、被充分尊重的正常通道:MIT、斯坦福、各所藤校,每年都为全世界的转学生保留名额。你在原来的学校证明了自己,就有机会向更匹配的平台再跳一级。
对于已经手握IMO金牌、在北大数学系如鱼得水的邓煜来说,转学MIT不是逃离,而是主动把自己放进一个更大的坐标系。
事实证明,这一步改变了他的整个学术生命:MIT的本科科研训练把他直接送进了普林斯顿,那里是全世界分析与偏微分方程研究的圣地。
美国本科教育最被低估的优势,恰恰是它的可重新选择性:专业可以换、学校可以转、路径可以修正。它默认18岁的你还没定型,并为此保留了所有的门。
王虹与邓煜的菲尔兹奖之路,不仅是个人天赋的胜利,更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灵活性的生动注脚——允许试错、鼓励转学、把学生直接推到学术最前沿。对于中国家庭而言,理解这套机制远比单纯刷分更重要:孩子的成长不该被一条直线框死,而应拥有修正方向的机会。若想为孩子规划更具弹性的留学路径,把握转学、专业切换等关键节点,专业指导必不可少。若需精准择校方案可咨询托普仕留学了解详情。